人生与研究 走在不安的现实里却从不含混(2)

　　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1929-1933）是米塞斯对现实经济思考的大背景。

　　产生于19世纪的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主张个人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论。他们相信人是拥有自由行动意志的对象，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可以说明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

　　米塞斯和哈耶克进一步强调了人是复杂而自主的，而非可以操控的机械零件，他们的行动包含了许多无法观察和计算的信息。干预和计划政策因不能掌握这些信息而将走向失败，同时可能伤害个人在市场上的自由选择权利，乃至限制他们的自由空间。

　　但如何掌握这些信息？市场是一个学习和发现过程。奥地利学派将希望寄托于企业家在生产和交易中的探索和试错精神。

　　可熟悉马克斯·韦伯著作的读者都知道，韦伯虽然治史，但从不局限于故纸堆中，更不反对抽象理论，而是高度重视理性方法对研究的指导作用。虽然他与历史学派的关系更亲近，但在立场上完全倒向奥地利学派，甚至多次批评过施穆勒在国家概念上的陈腐认识。韦伯很早就读过米塞斯的著作，颇为赞赏。米塞斯更是对这个前辈极为敬佩，两人在一战后才有机会碰面，相见恨晚。米塞斯甚至想过将韦伯的经验方法用于自己的研究，更明确地反对德国社会科学家。后来米塞斯发现已有不少人用韦伯的术语建立起一套平行于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即社会学，那才作罢。

　　不管怎样，韦伯使得米塞斯相信，在社会科学中确实有一门完全与历史不相干的独立学科的存在，那就是经济学。这门学科处理的是现实世界，而非理想世界，所以实证主义应该成为它的核心方法论。不管奥地利学派后来怎么演变，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这是所有奥地利学派学者的共识，连向来立场暧昧的熊彼特也完全赞同。

　　也是从这时起，米塞斯开始深入研究货币和商业周期问题。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奥匈帝国已经瓦解，政治仍然动荡，经济凋敝衰落。米塞斯为奥地利赔偿委员会工作，深知奥地利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问题。他组织定期的讨论班，一同研究货币问题，哈耶克也是讨论班的常客。从事后来看，远在英国的凯恩斯也埋首于货币理论研究，这绝非偶然。这些思想家都没有为战争结束而欢欣鼓舞，而是更多地从当前的经济危机中感受到未来更深重的危机。

　　在这一阶段，米塞斯思想上的敌人逐渐变成那些掌握财政大权的保守经济学家，例如财政部长黑尔弗里希。随着施穆勒的去世，历史学派在德国式微，更多经济学家开始接受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和边际分析方法。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在货币问题上的认识，还停留在数十年前密尔经典著作的水平上。密尔是货币中性论的拥趸，认为货币发行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当时主流的德国经济学家基本也是如此认识。

　　但是早就有人发现边际价值理论与货币中性理论不一致。奥地利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维塞尔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提出一套以货币存量为核心的理论利来国际AG，被后人称为“银行学派”。维塞尔的思考可谓对错参半，已经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无法彻底抛弃货币中性论、货币面纱论的约束。当时年轻经济学家如熊彼特、希法亭等大多也追随维塞尔。

　　米塞斯的思考最早也是沿着维塞尔起步。在他早期著作如《货币与信用原理》中，仍然能看到一些维塞尔的影子。但是随着米塞斯对经济历史和当下状况的研究逐步深入，他不断发现主流经济学家或者“银行学派”在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意识到自己必须摆脱“银行学派”，站到另一派更激进且更边缘的“通货学派”中去。他一方面不断地回到门格尔，用门格尔最基础的边际分析方法来反思货币的本质；另一方面，他也在研读经济史，钻研早期法国经济学家坎替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坚定了“通货学派”的立场。

　　当时的米塞斯并不知道，凯恩斯也正沿着相同的路径，阅读了坎替隆的书。米塞斯与凯恩斯不约而同地否定了货币中性论，而吊诡的是，两人最终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张。米塞斯坚定地反对墨守成规的政府干预货币，主张自由放任。而在另一端，凯恩斯对货币理论经过多年琢磨后，突然推出一套惊世骇俗的干预理论，即《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导致了经济学历史上又一场革命。

　　仔细推敲米塞斯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相通之处远多于我们的想象。他们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都有共识利来国际AG，甚至在方法论上都不乏相似之处。只是因为整体方法论的不同，最终一个主张自由放任而另一个主张国家干预。凯恩斯并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米塞斯也绝非大众认为的单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我们已经习惯以刻板印象来认识，这才会把米塞斯与凯恩斯列为经济学光谱的两极。

　　米塞斯与凯恩斯还有两点共识值得思考。首先他们都认为学界高估了普罗大众作出正确选择的能力。在这一点上，米塞斯显得很悲观，也许与他多年来在奥地利绝望地观察经济政策有关。他深知自己无力改变社会，但仍然坚持写作和办讨论班，尽可能地培养学生，保留独立思考的火种。不管周围环境如何变化，米塞斯坚持不变。而凯恩斯则要灵活得多。他具有英国人独有的睿智，既然不能改变大众，那就不妨利用大众。所以不管证券投资还是财政政策，凯恩斯都站在一个高度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

　　他们第二点共识，是对官僚系统的痛恨。米塞斯终身都没有适应官僚系统，甚至都没能适应大学系统。他在二战期间流亡美国后，也并没有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有过多交往，只是担任纽约大学的“访问教授”，并从一家基金会领取工资。因此米塞斯也不必掩饰他对官僚系统的痛恨，在《官僚体制》等书中，他对官僚系统极尽嘲讽。

　　尽管和凯恩斯一样，米塞斯一直在怀疑官僚系统，但在1947年，米塞斯却接触了另一种官僚制度。他无意中参与了“朝圣山学社”，这个团体早在二战之前就已成立，到了战后，主导权逐渐落入哈耶克手中。但是哈耶克本身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金。他受邀组织“朝圣山”，必须要做一些妥协，既邀请一些同情自由主义的政界商界人士，也邀请总体上支持他们主张的美国同行，这样才能保证获得资金，邀请他最希望参与的几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重中之重就是他的老师米塞斯。

　　此时的米塞斯已经离开欧洲多年利来国际AG。他到美国没多久就递交了入籍申请，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公民利来国际AG利来国际AG。他对不断衰退、遏制自由的古老欧洲早已失去耐心。他回忆说，为了对抗极权主义，欧洲曾出现很多经济改革计划，他自己就参与过不少。但这些计划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因此他不再愿意回到欧洲。

　　但在哈耶克的努力之下，米塞斯还是在1947年4月去瑞士参加了“朝圣山学社”的成立大会。那次会议汇聚了多国政要，还有德国货币改革之父奥伊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宾斯，刚以《一课经济学》成名的黑兹利特，哲学家波普以及来自芝加哥的奈特、斯蒂格勒、弗里德曼等。从现在的视角看，这是一个倾向自由主义的阵容。

　　米塞斯却不这么看。他关心的绝不仅是每个人的一个总体表态，而是每个人言语思考中可能的干预主义倾向。因此当他在会场上不断听到诸如宗教在自由社会的价值、工会的作用和政府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等论题时，终于拍案而起。绝大多数人都是复杂的，米塞斯当然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他仍然以这种决绝的态度来捍卫自身的理念，没有丝毫妥协。

　　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之一，早期使用代表人物有杰文斯，以及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等人。边际即“额外的”、“追加”的意思，指处在边缘上的“已经追加上的最后一个单位”，或“可能追加的下一个单位”，属于导数和微分的概念，就是指在函数关系中，自变量发生微量变动时，在边际上因变量的变化，边际值表现为两个微增量的比：如“边际成本”，是增加一个单位所引起的成本增量；“边际收益”，是增加一个单位所带来的收益增量。车间周转轮系半导体元件自动化总效率锥齿轮的当量直齿轮导数微分转速利来国际AG触发器